“我喜欢流浪猫，因为，它浪漫。”那天我们一起下楼，主人带了一盒猫粮去喂流浪猫。主人说到“浪漫”两字时，“浪”还带着一点点滑音。第一次听到用“浪漫”来形容流浪猫，第一次感受到人和流浪猫之间“谈恋爱”一般的关系。主人是不经意地说，客人却像是在剧院听到一句绝妙的台词，击掌叫好。
这有点像是法国人的口吻，甚至像是发生在巴黎蒙帕纳斯大街咖啡馆的“闲聊波尔卡”。但主人是上海人，还是老上海人了，不过，主人是熟稔法国文化的，乃至熟稔巴黎那些街角和老房子的楼梯窗户。
这位主人，是法国文学的翻译大家马振骋。
很多人通过《小王子》和《蒙田随笔全集》知道了马振骋的名字。事实上，这位首届傅雷翻译奖得主，翻译过包括纪德、波伏娃、昆德拉、杜拉斯在内的很多经典作家的作品。他翻译的波伏娃《人总是要死的》，早在年就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
还有一个事实，当然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事实，还在马先生任职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法语教授时，我和马先生已经认识，并且，他就是我的作者了。
三十年前我和马振骋先生认识的时候，彼此就是“老马”“小马”这么称呼。我其实是有点汗颜的。虽然称呼着“老马”，心里他却是一位让我崇敬的绅士式先生。
1.可能是因为微微谢顶，这一声“老马”就坐实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还是《文学角》杂志的编辑。某天收到了一封读者来信，称赞了一番我们的杂志，也婉转批评了我们：很好的一本杂志，你们寄来时总是一折二，塞在狭长条信封里，读起来非常不舒服，以后你们不要寄了，我家离作家协会不远，我自己来拿。几天后，这位读者来了，就是马振骋。因为和我是本家，年长于我，我们便以老马小马互称。还有一个意外的原因，老马的名字中的“骋”，许多人读白字了，读成了“马振聘”或者“马振俜”，也或者就这么写错了。唯有“老马”，什么错都被掩盖了。
老马对杂志装帧完整要求很高，为人很随和，一点点看不出大学教授的架子。他说，越是喜欢的杂志，越是接受不了杂志的折损，好像一件很好的衣服却弄得皱巴巴一样。
当年的老马，并没有到要叫老马的年纪，比我现在的年纪要小好几岁。可能是老马微微谢顶，也可能是当时的称谓很朴实，这一声“老马”就坐实了。三十年后的老马，谢顶依旧，肥瘦依旧，还是原来的轮廓，远没有要改称为“马老”，这一声“老马”就名副其实了。
与老马认识不久，《文学角》改刊为《海上文坛》。老马又成了《海上文坛》“时代阅览室”栏目最重要的译者。年代之初的社会文化背景为《海上文坛》的开放性风格发放了通行证，文化和文化人的工作受到社会的推崇；也得益于彼时互联网还处于怀胎十月，世界社会文化信息需要纸质媒体来传播，“时代阅览室”便是介绍国际文化杂志文章的窗口。我需要译者，同时需要译者手里有国外新出版的杂志，这在当时是稀缺资源。
老马恰恰是最符合我的要求，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这个栏目的首选译者，按照当下的流行语，老马是首席。他和我是作者和编者的关系，老马有法国杂志，又有对法兰西社会市井民风的了然，当然还是翻译家，给我编译些许法文文章，也是很轻松的事情。
图说：老马的家和老马本人一样浪漫
经常会有这样一个下午，老马夹了一叠法语杂志，到了《海上文坛》编辑部，在爱神花园洋房里。老马铺开杂志，给我讲杂志里的外国故事，我文盲般地问，这篇文章说的是什么，那篇文章写的是什么。间或，我会一声长叹：不识字，苦啊。那时候咖啡还是奢侈品，办公室里还没有饮水机，那一杯水，是从热水瓶里倒出来的。
这倒是反而多了海阔天空的谈资，从西方文化的文章一聊就聊到了文章之外。老马是健谈的，颇受办公室同事欢迎，一如他现在也是很受读者欢迎一样。他不居高，也不低眉；他言语风趣俏皮，却不流俗，他待人随和，却有主张；他有不屑，却绝少愠怒。我们几乎每一次的聊天总是无主题无边界的，没有咖啡的形式，却不缺乏咖啡的精神。
很多年之后我一直在想，这种聊天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我似乎了解了老马很多很多，却又是知之甚少。记忆中，我们很少谈论各自的生活状态。我知道老马曾经留学法国，或许就是我很粗心，我并不知道，老马刚刚从法国留学一年回来。这一年对于老马的翻译生涯是画龙点睛，对于我做责任编辑的《海上文坛》“时代阅览室”，简直是天赐的礼物：每个月至少有一篇万把字的编译文章，有时候还会有两篇。《海上文坛》的名气是和老马有关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去过巴黎的人还很少，若是从法国留学回来，很值得说说的，如同现在出国旅游频频朋友圈发九宫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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