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杂记之五四汉昭帝时ldquo

《汉书·霍光金日磾传·霍光传》中载：“〔霍〕光为人沉静详审，……初辅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闻其风采。殿中尝有怪，一夜群臣相惊，光召尚符玺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夺之，郎按剑曰：‘臣头可得，玺不可得也！’光甚谊之。明日，诏增此郎秩二等。众庶莫不多光。”此事《汉书》记在汉昭帝继位以后、立上官安女为皇后之前。此事颇为蹊跷：以今人之常识，鬼怪妖异皆为虚妄，则此惊昭帝群臣之“怪”究竟是何物或何事？为何出现此事后，霍光要“召尚符玺郎”并欲夺玺？《晋书·列传第十三·乐广传》中载：乐广为河南尹时，“先是河南官舍多妖怪，前尹多不敢处正寝，〔乐〕广居之不疑。尝外户自闭，左右皆惊，广独自若。顾见墙有孔，使人掘墙，得狸而杀之，其怪亦绝。”此“妖怪”为狸作窟于官舍之墙中而来。显然，惊昭帝群臣之“怪”非河南尹官舍中“妖怪”之类：若如后者，既然未如乐广发现狸之巢穴而破坏之，则“怪”当会如河南尹官舍中之“妖怪”多次出现而不是仅出现一次。初，愚以为“天下想闻其风采”之“想”，若如《史记·孔子世家》中太史公“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之“想”，作“料想”或“猜想”，则有可能是有人想考量霍光之勇怯而如吴广故作狐鸣而惊众人（《史记·陈涉世家》：“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以此可解释此“怪”为何只出现一次，但并不能解释霍光为何会因此而欲夺玺。若曰此“怪”即霍光指使以惊群臣，进而借此夺皇帝符玺以专权，此亦有不可解者。霍光受汉武帝遗诏辅弼幼主（《汉书·霍光金日磾传·霍光传》：“后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宫，病笃，〔霍〕光涕泣问曰：‘如有不讳，谁当嗣者？’上曰：‘君未谕前画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顿首让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国人，不如光。’上以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日磾为车骑将军，及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床下，受遗诏辅少主。”），在昭帝亲政前秉政本无需假借皇帝符玺，何必要夺符玺而承受天下人僭、纂之猜疑？愚检阅《资治通鉴》，此事记在《汉纪十四》“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后元二年”汉昭帝即皇帝位之二月戊辰之后、“三月，甲辰，葬孝武皇帝于茂陵”之前，即事在武帝崩后、未葬之前。《汉书·武五子传·刘旦传》中又载：“〔武〕帝崩，太子立，是为孝昭帝，赐诸侯王玺书。〔刘〕旦得书，不肯哭，曰：‘玺书封小。京师疑有变。’遣幸臣寿西长、孙纵之、王孺等之长安，以问礼仪为名。王孺见执金吾广意，问：‘帝崩所病？立者谁子？年几岁？’广意言：‘待诏五莋宫，宫中讙言帝崩，诸将军共立太子为帝，年八九岁，葬时不出临。’归以报王。王曰：‘上弃群臣，无语言，盖主又不得见，甚可怪也。’复遣中大夫至京师上书言：‘……请立庙郡国。’奏报闻。时大将军霍光秉政，褒赐燕王钱三千万，益封万三千户。旦怒曰：‘我当为帝，何赐也！’遂与宗室中山哀王子刘长、齐孝王孙刘泽等结谋，诈言以武帝时受诏，得职吏事，修武备，备非常。……旦曰：‘前高后时，伪立子弘为皇帝，诸侯交手事之八年。吕太后崩，大臣诛诸吕，迎立文帝，天下乃知非孝惠子也。我亲武帝长子，反不得立，上书请立庙，又不听。立者疑非刘氏。’”《资治通鉴·汉纪十五》“孝昭皇帝上始元元年”下记燕王刘旦使寿西长等人至长安为“以问礼仪为名，阴刺候朝廷事”。刘旦封燕王在武帝元狩六年（《汉书·武帝纪》：“〔元狩六年〕夏四月乙巳，庙立皇子闳为齐王，旦为燕王，胥为广陵王。”），以蓟为国都（《汉书·五行志下之上》：“昭帝元凤元年，燕王都蓟大风雨，拔宫中树七围以上十六枚，坏城楼。燕王旦不寤，谋反发觉，卒伏其辜。”）。以元凤元年汉昭帝识破诬告霍光之诈书时“将军之广明都郎，近耳；调校尉以来，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之语（《资治通鉴·汉纪十五》“孝昭皇帝上元凤元年”：“〔上官〕桀等又诈令人为燕王上书，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称跸，太官先置。又引‘苏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乃为典属国；大将军长史敞无功，为搜粟都尉；又擅调益莫府校尉。光专权自恣，疑有非常。臣旦愿归符玺，入宿卫，察奸臣变。’……书奏，帝不肯下。明旦，光闻之，止画室中不入。上问：‘大将军安在？’左将军桀对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诏：‘召大将军。’光入，免冠、顿首谢。上曰：‘将军冠！朕知是书诈也，将军无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将军之广明都郎，近耳；调校尉以来，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将军为非，不须校尉。’是时帝年十四，尚书、左右皆惊。”）可知，从京师至蓟一往返既不短于十日又在十数日之内（”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本身即另有“若超十日，燕王可得之”之意）。则汉昭帝二月戊辰（二月十五）即位后“赐诸侯王玺书”，燕王刘旦得知汉武帝驾崩、新帝即位后再派出幸臣，其使臣既然负有“阴刺候朝廷事”之使命，必当在二月二十五日之后、三月甲辰（三月二十二日）汉武帝下葬之前到达长安，不会多做延滞。国人丧礼向来繁复，况身为大汉至尊之汉武帝之葬礼（汉武帝没有如汉文帝遗诏令简办丧事），必当繁琐至极。故鄙意以为，既然燕王刘旦以为自己“当为帝”且疑昭帝“非刘氏”，那么刘旦或其所遣之幸臣极有可能乘汉武帝丧礼期间事多人杂之隙，使人潜入宫廷搜寻汉昭帝非武帝子之证据或是其他有可能改变继位者之诏书，同时使人制造怪异之动静惊骇群臣以作掩护，若此人着内侍、宫人之服，则易于乘乱而匿于众人之间，遂使群臣以为“怪”。此事发生后，霍光虽不一定知道此“怪”是何由来、为何而来，但因此而担忧有人乘乱窃取皇帝符玺而矫诏，亦是“沉静详审”之辅臣之正常思虑。故而其召尚符玺郎求玺、夺玺，以规避其忧就在情理之中。但尚符玺郎宁死不予，霍光因此知尚符玺郎守、备符玺甚为忠谨，他人窃取或强夺皇帝符玺亦当不易，则窃、夺皇帝符玺而矫诏之谋必不易成，因此而心安，故“甚谊”尚符玺郎并在次日“诏增此郎秩二等”。同时，霍光自此加强宫廷戒备，遂使燕王之使无隙可乘，“怪”便一夜而尽，不再出现。唯有一问：此敢于抗辅政大臣命令之尚符玺郎，按中国史书忠臣孝子皆留名之传统，且又有诏书“增此郎秩二等”，查诏书知其名当非不可能，为何《汉书》中未书其名以示褒扬忠贞之士之义？俟解。吴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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