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立国共享太平
元朝灭亡以后，朱元璋一直致力于建立新的区域外交新格局，恢复中国传统的邦交秩序。通过他在洪武年间发布的《皇明祖训》中，我们对其外交指导思想可见一斑，“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中国边境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在这份《皇明祖训》中，朱元璋将朝鲜国、日本国、大小琉球国、安南国等十五个国家列为了“不征之国”，提醒其子孙这些蕃夷小国不得主动征讨，只不过要时刻防备北方的蒙元政权。在海洋政策上，因倭寇之乱，朱元璋则是奉行了闭关锁国的政策，于年发布禁止海上贸易的命令，“寸板不许下海”。
但是在水上力量的建设方面，朱元璋确是非常热心，早年朱元璋在与陈友谅的鄱阳湖大战中就发挥出了自己船队建设的威力，并以此来征服沿海各省。
在明朝建国之后的海防史，可以说是围绕防倭寇和抗侵略展开的。
通过《明太祖实录》中的部分记载，可见一斑。
洪武五年七月“诏浙江、福建濒海九卫造海舟六百六十艘，以御倭寇”
洪武六年“命广洋、江阴、横海、水军四卫増至多橹快船，无事则巡徼，遇寇以大船薄战，快船逐之”
洪武八年“命靖宁侯叶昇巡行温、台、福、兴、漳、泉、潮州等卫督造防倭海船”
洪武二十三年“诏濒海卫所每百户置船二艘，巡逻海上盗贼，巡检司亦如之”
以上记载可以充分看出，洪武年间海船建设频次之多，重视程度之高。
根据后来明臣胡宗宪主持，郑若曾、邵芳等人编纂的《筹海图编》中记载，明朝初期，东南沿海六省有54个卫，个千户所和个巡检司。另据《续文献通考》卷中记载，年时规定，每个卫约有战船50艘。以此来估算，当时明朝初期应该有战船余艘。再根据《明太祖实录》卷中记载，“丁酉诏滨海卫所每百户置船二艘巡逻海上盗贼巡检司亦如之”，也就是说，在年时，每个百户所和每个巡检司能够指挥2艘战船。因为，明初时期，平均每1个千户所有10个百户所，这样推算的话，大约有艘船，再加上个巡检司中的艘，大约累计有船艘。当然，这些船只数量等级不一，有的是战舰，有的仅为巡逻船，这里就不再一一细分。如此数量庞大的卫所和船只，构成了明初的海上防御力量，游弋于中国近海，主要用途就是维护海上秩序，防御倭寇、海盗的袭扰。
从雄居大海到“自废武功”
明成祖朱棣登基之后，其北征蒙古南战安南（改名交趾），同时实施了进取性的大规模的海洋战略。其登上帝位，虽然名不正，言不顺，但在当时他继承了朱元璋创立的明帝国宏业，积极去除洪武建文之弊端，能够顺应历史之潮流，适时对外开放交流，《明通鉴》卷十一中记载“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
朱棣在即位之后，就把海军建设作为了其实施海外扩张政策的工具，极大加强了明朝了海上力量建设。
永乐元年（年），朱棣命福建都司造海船艘。
永乐二年（年），又命在京卫所造海船50艘。
永乐三年（年），又命浙江等都司造大小海船艘。
永乐四年（年）八月，朱棣发动了针对安南的长期作战。此后，明朝海军依靠当时的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在红河三角洲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不仅加强海上军事力量建设，在制度上也坚持例行海巡制度，即由重要将领每年在不同季度率领水军出海巡逻。
永乐六年（年）十二月，以安远伯柳升（山东烟台福山人）为总兵官，平江伯陈煊为副总兵率水军出海巡捕倭寇。是年同月，还命丰城侯李彬等人率领四支舰队出海，从北向南在整个沿海地区构成了一道严密的海上巡逻线。
永乐七年（）三月，柳升率水军在灵山（今山东胶南东南）海中大败倭寇，一直追杀到金州白水岛，此役斩溺甚多。
永乐十七年（年），辽东总兵刘江在望海埚（今辽宁大连市金州区东北30公里）一战中，全歼入侵倭寇一千余人。事实证明，这些海上军事力量的加强是正确的，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沉重打击了倭寇的嚣张气焰，至此，沿海倭患基本平息。
而明朝海上的影响力扩张最强的时期，是开始于永乐三年（年）六月的郑和下西洋，这是一次长期的航海战略活动，沿途击败海盗，携诸国使者，一直到宣德年间才宣告结束。《明史》称之为“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而在地球的另一侧，葡萄牙人早期的海上探险活动是在年8月21日，由当时的亨利王子主导，使得葡萄牙人征服北非的休达。
至于其下西洋的目的，学界观点并不一致。但其并不像其他欧洲殖民者一样，从事地理扩张和人口物资掠，更多是为了向周边国家进行政治外交和文化交流，建立朝贡体系，其发展经贸往来的属性并不是最主要的。这是一支巨大的舰队， 次下西洋时，有条船和人，其中宝船62艘。从规模上来看，比年后西班牙人的 舰队（约条船、2.2万人）还要大。在船型上，郑和下西洋所使用的帆船是巨型船只，长约62米，宽约15米，排水量约吨。在十五世纪上半叶，大明帝国的这支舰队确保了他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海域的国际主导地位。而在差不多同期葡萄牙人的探险船队，船只不过两三百吨左右的排量。
朱棣在位期间，先后六次派遣郑和远航，一直到永乐末年才停航。对于停航原因，学界研究观点也不一致，一说是因为开支巨大影响了国力问题，另一说是因为文官集团中的既得利益群体反对导致。
朱棣虽然为大明帝国创造了一个海上的和平国标环境，但他的子孙却没有坚持下去。在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后，这位太平天子开始实行德政治国，明朝整体战略收缩。随着安南国的叛乱欲演欲烈，到了宣德四年（年），朱瞻基下令从交趾撤兵，这也标志着自永乐年以来，明朝在安南战略的失败。而在海上，宣德五年（年）时，朱瞻基 一次命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这也是郑和 一次远洋活动。此后，在宣德九年（年）六月时，南京守备太监王景弘还曾受命以正使身份率船队出使南洋诸国。此后，轰轰烈烈的大明帝国下西洋活动彻底告停。此后，大明帝国的船队就再也没有出现在印度洋上。
在轰轰烈烈的大明航海活动归于平静后，欧洲人的大航海时代逐渐活跃起来。年，葡萄牙人瓦斯科·达·伽马才开辟了绕道非洲南端的好望角直达印度的新航路，于当年的5月20日到达印度的卡利卡特。
由盛而衰的帝国内部
随着郑和航海活动结束而来的是，明朝的保守自闭，主动放弃了对海洋的探索和掌控。到了正统年间，明朝海岸军备建设的荒废，海上的船队活动大大衰弱，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力更是直线下降，各藩邦境内的海盗势力逐渐活跃起来，中国沿海各省重新沦为日本倭寇的劫掠目标。
在正统元年（年）明英宗即位之时，宣布裁减海军力量，还颁布诏令，禁止建造远洋海舶，而且减少制造战船和武器，当然这时的海军舰船建设还没有完全放弃。
正统五年（年），明政府还命浙江造海舟艘用来防备倭寇。此后还在浙江定海附近设置军港，用来以巡逻附近海域。
虽然还在建造战船，但相比永乐时期，已是大不如前，明朝海上力量建设削弱的态势进一步加剧。据《续文献通考》卷中记载，浙江船队最多时有多艘海船，到了正统五年（年）只剩下不到原来一半。新江口船队多时多艘船，到成化十年时（年），只有多艘还能航海。大量的船只能转为适用于运送粮食这类非军事用途。
在《龙江船厂志》和《明史》86卷中记载，登州卫原来拥有一支规模艘船只的船队，可是到了正统十三年（年）时，82艘报废，只剩下18艘，剩下仅有的14艘船只还是用作运载棉布等物资。悲剧这还没有结束，到了弘治十六年（3年）的时候，又有4艘废弃，使登州卫的14艘战船再度减少为10艘.。就这样还没有结束，这剩下的10艘战船，后来还将其中4艘派往湖广等地，另外3艘派至浙江和福建，仅剩下3艘留在了登州。如同枯叶一般，到了正德四年（9年）时，登州卫仅余的3艘战船在损坏后也不再修复了，到嘉靖三年（年）年时，明政府下令停止在登州制造远洋船只。一支庞大的舰队， 青黄不接，就这么消失了。
《明史》卷中指出，“浙、闽海防久隳，战船、哨船十存一、二”。大量的船只停在港内很少使用，任其腐烂，不再更新，而且海上人员力量日趋薄弱，正规的海上战斗人员变成了漕运人员，逃兵现象严重，整体水军武备废驰，士气低落，难以御倭。
海上军事策略的转变，不仅是舰船的减少和战斗人员的流失，随之而来的船舶技术的荒废。早先永乐年间的“宝船”制造技术已不再被使用。而为了适应内河浅水航行，又退回了原来的平底船设计制造，而且质量低劣。直接导致日渐衰败的大明海上力量在面对倭寇劫掠时，力不从心。到了十六世纪初，当日本倭寇加剧劫掠时，甚至不得不依靠商船和武装的居民来抵抗。
明朝的中期，国家发展与西欧资本主义的蓬勃兴起，形成了鲜明对照，开始走上了下坡路，统治保守、吏治腐败，整体经济、政治、军事、科技和文化逐渐没落，没有了永乐时期积极向上、对外开放的自信，以及敢于与世界其他文明对话的信心。
整体来说，这种因素与明帝国自身统治有关，也与其日渐严峻的陆地边务环境有直接关系。彼时，北方蒙古各部南侵频繁，明政府整体北方边务收缩，大宁卫内迁，为朵颜三卫所据，河套之地尽失，辽东女真势力崛起，沿海地区倭寇势力猖獗。整个外部环境不容乐观，使得明朝统治者按照《祖训》，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北方蒙古各部的防御上，从而对海洋失去了兴趣，也忽视了海军，于是发生了撤销沿海军事基地和整个海军衰微的趋势。
防守反击的海上军事建设
到了明朝中晚期，明朝的海上军事力量建设总是与防御倭寇、海盗、欧洲列强相关。但在东南沿海漫长的边防线上，面对后来光顾的葡萄牙殖民者、西班牙殖民者、倭寇、中国海盗等各股势力时应接不暇，很难开展有效防卫。
在嘉靖时期，军卒锐减，表面上这些沿海卫所设施还在，但实际上朱元璋所建立的海防体系已形同虚设，既不能防御，更不能在海上围追堵截敌人。《明史》卷25《朱纨传》中记载，“卫所四十一，战船四百三十九，尺籍尽耗”。
针对于愈演愈烈的沿海倭寇局势，在嘉靖三十六年（年）之后，明朝海防建设又有加强之势，特别是募兵制的实施，彻底改变了明朝此前的兵役世袭制度，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而且明朝真正的专职常备海军建设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与此前陆军舰船的做法不同，嘉靖时期的海军建设人和船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海军人员更加专业化。海军装备上，不论是船只数量、排水量还是火器配备都较以往有了较大改观。
根据俞大猷的《正气堂集》卷二《议征安南水战事宜》中记载，他主张“大兵船一只要用佛郎机统二十门，中哨船一只要用十二门，小哨一只要用八门。”据记载，当时明军舰船上的火器已经有佛朗机炮、鸟铣、火铳、喷筒、火箭等各类火器系统，武器装备中热兵器已占到了全员编制的50%，体现了大中小各型舰船混编，各类武器系统相互补充的特点。但相较永乐年间，明朝这些常备海军的排水量已较永乐年间大为缩小，大吨位船舶不足，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海军的远洋能力。
在军事策略上，胡宗宪等人提出了“防海之制谓之海防，则必宜防之于海，犹江防者必防之于江，此定论也”的观点。提倡在海上实行积极主动的作战态度。同时，他还主张恢复明朝初年制度的“巡海会哨”制度，督令各军敢于出海防御海寇。总体来说，这在当时取得了一定成效，数次大规模的对海上武装的战斗都取得了胜利，例如“王江泾大捷”“台州大捷”等。虽然后来胡宗宪因与严嵩父子过往甚密而倒台，但在当时人们也逐渐认识到了制海权的重要性，他的策略也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到了万历年间，在张居正的整饬改革之下，吸取嘉靖年间的教训，重新加强了明朝海防力量建设。例如在浙江，万历二十一年（年）时，就已经拥有陆军46总，士兵12名，水军船只艘，士兵名。
在万历二十年（年）日本丰臣秀吉发动入侵 后，明朝海军也发挥出了重要作用。
在战役的第二阶段，也就是万历二十六年（年）11月，明将陈磷、邓子龙、陈蚕、季金等率水兵00人，战船余艘，偕同朝鲜将领共同出击，给侵朝日军以重大打击，这就是 的露梁海战大捷。
不过在援朝抗日战争之后，明朝在辽东的军事力理遭到了很大削弱，这给后来崛起的女真族后金政权以可乘之机，而且随着女真实力的壮大，明朝又将主要精力放到了东北地区，再次影响了海军力量的发展。
从万历中期一直到崇祯年间，明朝的海军力量削弱是相当严重的，但随着欧洲列强的到来和民间海盗力量的威胁，始终紧绷的明朝海军还没到完全废弛的阶段。先后在万历三十二年（年）和天启四年（年）两次成功驱赶入侵的荷兰殖民者。并在崇祯六年(年)10月，明朝海军联合被招抚的海盗将军郑芝龙，依托郑芝龙的大型舰队装备优势（明政府的小船被当作火攻船来使用），在金门料罗湾附近海域又一次击败了入侵的荷兰海军。终明一世，明海军舰船偏小型化的劣势一直到明朝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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