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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论衡》在政治论说中经常用“海”以为比喻。如《论衡·须颂》：言“圣世”“圣主”其“德”“大哉”，又言“汉德酆广，日光海外”，以“海”为喻：“夜举灯烛，光曜所及，可得度也；日照天下，远近广狭，难得量也。浮于淮、济，皆知曲折；入东海者，不晓南北。故夫广大，从横难数；极深，揭厉难测。”《论衡·定贤》关于“衰乱之世”政治识见的讨论中，也说到“海”：“浮于海者，迷于东西，大也。行于沟，咸识舟檝之迹，小也。小而易见，衰乱亦易察。故世不危乱，奇行不见；主不悖惑，忠节不立。鸿卓之义，发于颠沛之朝；清高之行，显于衰乱之世。”他在讨论认识论的规律时言“大”“小”，以“海”之“大”与“沟”之“小”对比。而所谓“浮于海者，迷于东西”，似是亲身经历航海实践获得的体验。《淮南子·齐俗》写道：“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寤矣。”《淮南子》所谓“不知东西”之“惑”，即《论衡》所谓“迷于东西”。又《论衡·说日》写道：“盖望远物者，动若不动，行若不行。何以验之？乘船江海之中，顺风而驱，近岸则行疾，远岸则行迟。船行一实也，或疾或迟，远近之视使之然也。”有这种“顺风而驱，近岸则行疾，远岸则行迟”的感受，并经思考，得到“或疾或迟，远近之视使之然也”的认识，应当也是通过“乘船江海之中”的航行实践获取的心得。所谓“何以验之”，明说这一知识来自“船行”海上的亲身体验。
《文选》卷二八谢灵运《会吟行》：“列宿炳天文，负海横地理。”李善注：“《汉书·地理志》曰：‘吴地斗分野。’《论衡》曰：‘天晏列宿炳奂。’晁错《新书》曰：‘齐地僻远负海，地大人众。’宋衷《易纬注》曰：‘天文者谓三光，地理谓五土也。’”吕向注：“星纪吴之分野，故云‘列宿炳天文’。炳，明。负，背也。言后背海水横镇于地理。”所谓“《论衡》曰‘天晏列宿炳奂’”，今本《论衡·超奇》作“天晏列宿焕炳”。谢灵运“列宿炳天文，负海横地理”语，注家引《论衡》解释“列宿”，而“负海”其实是《论衡》作者王充出生与多年生活的“地理”背景。
所谓“负海”，言背靠大海，是战国秦汉时期人们指说滨海地方的习用语。《史记》卷七〇《张仪列传》：“齐，负海之国也。”《史记》卷七八《春申君列传》：“（齐）东负海。”《史记》卷六〇《三王世家》载录汉武帝语“齐东负海”。对于秦政的批判，常见涉及滨海地方经济政策的“使天下蜚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之说。或言“转负海之粟致之西河”。《汉书》卷二七下之上《五行志下之上》：“秦大用民力转输，起负海至北边。”颜师古注：“负海，犹言背海也。”《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所谓“募发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转委输兵器，自负海江淮而至北边”，“负海江淮”的说法突破了“齐地负海”的认识，体现“负海之郡”“负海之国”已经不限于齐地，而扩展至于“江淮”地方。“负海江淮”的说法又见于《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万人，转众郡委输五大夫衣裘、兵器、粮食，长吏送自负海江淮至北边，使者驰传督趣，以军兴法从事……”而《后汉书》卷一八《陈俊传》：“诏报曰：‘东州新平，大将军之功也。负海猾夏，盗贼之处，国家以为重忧，且勉镇抚之。’”其中“负海”与“东州”对应，“负海”所指即东部滨海地方。陈俊以军力平定“镇抚”“青、徐”“东州”，包括琅邪、赣榆、朐等地。李贤注引《华峤书》写道：“赐俊玺书曰：‘将军元勋大著，威震青、徐，两州有警，得专征之。”’可知此所谓“东州”“负海”地方，指“青、徐”“两州”。而《续汉书·五行志二》言黄巾暴动致使“役起负海”，由黄巾军“七州二十八郡同时俱发”推想“，负海”所指空间区域可能更为广阔。
王充出生与长期生活的会稽地方，也是“负海之郡”。这里曾经是越文化的重心区域。越人在航海能力方面的优势，有悠远的历史记忆。
宋黄?修、陈耆卿纂《嘉定赤城志》卷三九《遗迹》“古城”条：“在黄岩县南三十五里大唐岭东。外城周十里，高仅存二尺，厚四丈。内城周五里。有洗马池、九曲池。故宫基十崈一十四级。城上有高木可数十围。故老云即徐偃王城也。城东偏有偃王庙。”宋胡榘修、方万里纂《宝庆四明志》：“徐偃王庙在东。地名翁浦，俗呼为城隍头。《十道四蕃志》云：徐偃王城翁洲以居，其址今存。按史记载偃王之败，北走彭城武原东山下以死。疑非此海中。而韩文公为《衢州庙碑》，乃记曰：偃王之逃战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弃玉几研于会稽之水。则《十道四蕃志》或可信矣。”徐偃王故事北则彭城，南则会稽，其实是体现了沿近海航运的实力的。越人“引属东海”，较早掌握了航海技术，号称“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吴王夫差曾“从海上攻齐，齐人败吴，吴王乃引兵归”。这一海上远征的历史记录，是吴越人共同创造的。夫差与晋公会盟于黄池，“越王句践乃命范蠡、舌庸，率师沿海泝淮以绝吴路”。所谓“沿海泝淮”，利用了水军优势。越徙都琅邪，也是一次大规模的航海行动，“从琅琊起观台”，“以望东海”，其武装部队的主力为“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据说“初徙琅琊，使楼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为桴”。越国霸业的基础，通过近海航运能力方面的优势得以实现。其军称“大船军”，航海工具称“桴”，称“楼船”，称“君船”。而私家长距离近海航行的史例，则有范蠡在协助勾践复国灭吴后“浮海出齐”的事迹。
王充“博通众流百家之言”，不会不了解有关越人海洋探索与海洋开发的历史记录。王充作为浙江上虞人，生于斯长于斯，且长期居“乡里”“教授”“论说”，无疑会受到家乡亲近海洋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影响，极有可能亦亲身参与过海上航行。史称王充“异人”，《论衡》“异书”，认识与理解其人其书，不应忽略其所居滨海地方之生存环境与文化传统的作用。
二、海洋史记忆：秦始皇“望于南海”与汉景帝“削之会稽”
会稽作为越国与吴国多年经营的滨海重心城市，与齐地南北对应，成为东方大陆生民海洋探索的另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亶洲在东海中，秦始皇使徐福将童男女入海求仙人，止在此州，共数万家。至今洲上人有至会稽市易者。吴人《外国图》云亶洲去琅邪万里。”在与“东海”方向包括“市易”的海上交通往来中，“会稽”与“琅邪”具有彼此相当的地位。
中国第一个大一统政权秦王朝建立之后，最高执政集团对新认识的海疆予以特殊的重视。秦始皇出巡海上，在齐地沿海多有非常表现，又曾亲至会稽，“望于南海”。《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从，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司马贞《索隐》：“望于南海而刻石。三句为韵，凡二十四韵。”张守节《正义》写道：“此二颂三句为韵。其碑见在会稽山上。其文及书皆李斯，其字四寸，画如小指，圆镌。今文字整顿，是小篆字。”会稽地方为秦始皇三十七年（前）最后一次出巡所行历。会稽刻石的内容与文字，也是秦始皇出巡刻石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文化遗存。而“望于南海”字样尤其醒目。秦始皇“南海”置郡，对于中国海洋史及南洋交通史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此“望于南海”之所谓“南海”，当时其实是说东海。
王充颇看重秦始皇巡游海上又至于会稽的历史行迹。他在自己的著述中多次回顾这一史事。《论衡·书虚》写道：“当二〔三〕十七年，游天下，到会稽，至琅邪，北至劳、盛山，并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丘平台，始皇崩。”《论衡·实知》又说到秦始皇的此次巡行：“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出游，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嶷。浮江下，观藉柯，度梅渚，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涛恶，乃西百二十里，从陕（狭）中度，上会稽，祭大禹，立石刋颂，望于南海。还过，从江乘，旁海上，北至琅邪。自琅邪北至劳、成山，因至之罘，遂并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崩于沙丘平台。”秦始皇“到会稽”“上会稽”及此后“并海”“旁海”的行程，回叙相当具体。
西汉帝国成立，最高执政者对于起初放弃沿海郡国控制权的情形有所反省。“削藩”即夺回诸侯王国对诸多地方统治权力的政治动作，以沿海地区为重心。于是，另一体现出海洋意识的涉及“会稽”的行政决策，亦为王充《论衡》所
关于“海”的地理知识，王充似乎有以切身体会为基点的了解。相关信息，在汉代文献中，应以《论衡》最为集中。
《论衡》有诸多论说言及“海”的广阔宏大。《论衡·别通》：“大川相间，小川相属，东流归海，故海大也。海不通于百川，安得巨大之名？夫人含百家之言，犹海怀百川之流也。不谓之大者，是谓海小于百川也。夫海大于百川也，人皆知之。通者明于不通，莫之能别也。润下作咸水之滋味也。东海水咸，流广大也。西州盐井，源泉深也，人或无井而食，或穿井不得泉，有盐井之利乎？不与贤圣通业，望有高世之名，难哉！”以“海”和“百川”的关系，联系水文与人文，陈说哲理，或比喻学识才俊的聚会，是古诗文中常用的借比方式。而《论衡》所谓“海不通于百川，安得巨大之名”，可能是比较早的使用这种语辞形式的文例。
《论衡·别通》又写道：“东海之中，可食之物，杂糅非一，以其大也。夫水精气渥盛，故其生物也众多奇异。故夫大人之胸怀非一，才高知大，故其于道术无所不包。学士同门，高业之生，众共宗之。何则？知经指深，晓师言多也。夫古今之事，百家之言，其为深，多也。岂徒师门高业之生哉？”其中“夫水精气渥盛”句，黄晖校释：“朱校元本‘夫’作‘海。’”即据朱宗莱校元本，作“海水精气渥盛”。所谓“东海”“精气渥盛”，“生物”“众多奇异”，当然直接来自对海产资源丰盛的认识。说“大人之胸怀”与“高业”“学士”“能博学问”者，可以“东海”之“大”，“海水精气渥盛”相比拟，则借用了对海洋广博气势之理解。
我们看到，文士才人之“遇”与“不遇”，是汉代知识人经常思考的人生主题。《论衡·逢遇》全篇言“遇不遇”，其中写道：“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或高才洁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浊操，遇，在众上。”《论衡·效力》言“文儒之知”，即得到识拔的机会，可以“升陟圣主之庭，论说政事之务”时，则以“江”“河”“流通入乎东海”彼此比照：“河发昆仑，江起岷山，水力盛多，滂沛之流，浸下益盛，不得广岸低地，不能通流入乎东海。如岸狭地仰，沟洫决泆，散在丘墟矣。文儒之知，有似于此。文章滂沛，不遭有力之将援引荐举，亦将弃遗于衡门之下。固安得升陟圣主之庭，论说政事之务乎？”“江”“河”虽“水力盛多，滂沛之流，浸下益盛”，但只有“流通入乎东海”，才相当于“文儒”知识人生的成功。
《论衡·须颂》赞美“汉德”之“盛”，也借用“海”之“广大”为喻：“夜举灯烛，光曜所及，可得度也；日照天下，远近广狭，难得量也。浮于淮、济，皆知曲折；入东海者，不晓南北。故夫广大，从横难数；极深，揭厉难测。汉德酆广，日光海外也。知者知之，不知者不知汉盛也。”海的“广大从横难数，极深揭厉难测”成为“汉德酆广，日光海外”的代表性象征。
以“海”喻事，以“海”辨理，是《论衡》的论说习惯，也体现了王充的思维倾向与识见背景。
四、海潮“随月盛衰”说
前引《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关于秦始皇南巡会稽“，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事，《论衡·实知》作“临浙江，涛恶，乃西百二十里从陕（狭）中度”。“水波恶”即“涛恶”，应当是说海潮。
《论衡·书虚》辩说伍子胥冤死兴海潮故事：“传书言：吴王夫差杀伍子胥，煮之于镬，乃以鸱夷橐投之于江。子胥恚恨，驱水为涛，以溺杀人。今时会稽丹徒大江，钱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庙。盖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涛也。夫言吴王杀子胥投之于江，实也；言其恨恚驱水为涛者，虚也。”关于“吴王杀子胥投之于江”之所在，王充写道：“投于江中，何江也？有丹徒大江，有钱唐浙江，有吴通陵江。或言投于丹徒大江，无涛。欲言投于钱唐浙江，浙江、山阴江、上虞江皆有涛。三江有涛，岂分橐中之体，散置三江中乎？”又说：“吴、越在时，分会稽郡，越治山阴，吴都。今吴，余暨以南属越，钱唐以北属吴。钱唐之江，两国界也。山阴、上虞，在越界中，子胥入吴之江为涛，当自上（止）吴界中，何为入越之地？怨恚吴王，发怒越江，违失道理，无神之验也。”这样的讨论，体现出对“上虞”地方历史文化的熟悉。
辨正“子胥为涛”事，王充有多层次多角度的论说。他写道：“夫地之有百川也，犹人之有血脉也。血脉流行，汎扬动静，自有节度。百川亦然。其朝夕往来，犹人之呼吸，气出入也。天地之性，上古有之。经曰‘：江、汉朝宗于海。’唐、虞之前也，其发海中之时，漾驰而已。入三江之中，殆小浅狭，水激沸起，故腾为涛。”清人俞思谦指出：“王充《论衡》：海之潮水之溢而汎行者，喻人血脉循环周作上下于支体间。盖随荣卫之气耳。潮之衍漾进退，亦随海之气耳。”清人王仁俊研究《论衡》，也写道：“夫水也者，地之血脉，随气进退而为潮。案《海潮论》曰：地浮与大海随气出入上下，地下则沧海之水入于江，谓之潮。地上则江湖之水之沧海，谓之汐。与王充合西人论潮汐为吸力与随气之说略同。”
王充所谓“其朝夕往来，犹人之呼吸，气出入也”之“朝夕”，其实可以读作“潮汐”。刘盼遂指出：“‘朝夕’即‘潮汐’之古字。”《水经注》卷九《淇水》：“浮渎又东北径汉武帝望海台，又东注于海。应劭曰：浮阳县，浮水所出，入海，朝夕往来，日再。”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注：“案‘朝夕’，近刻作‘潮汐’。”清赵一清《水经注释》卷九《淇水》即作“潮汐往来”。在后来文献有关海洋水文现象的陈述中，“潮汐往来”是习见语。《越绝书》卷一《外传记吴地传》：“吴古故祠江汉于棠蒲东，江南为方墙，以利朝夕水。”《汉书》卷五一《枚乘传》记载“枚乘复说吴王”：“游曲台，临上路，不如朝夕之池。”颜师古注：“苏林曰：‘吴以海水朝夕为池也。’”《初学记》卷六引应劭《风俗通》：“海，一云朝夕池。”又左思《吴都赋》：“造姑苏之高台，临四远而特建，带朝夕之濬池，佩长洲之茂菀。”吕延济注：“濬，深也。吴有朝夕池，谓潮水朝盈夕虚，因为名焉。”所谓“朝夕”均为“潮汐”。
王充所谓“气”的说法，使我们联想到汉武帝所谓“会大海气”。《汉书》卷六《武帝纪》记载：“（元封）五年冬，行南巡狩……遂北至琅邪，并海，所过礼祠其名山大川……夏四月，诏曰：‘朕巡荆扬，辑江淮物，会大海气，以合泰山。上天见象，增修封禅。其赦天下。所幸县毋出今年租赋，赐鳏寡孤独帛，贫穷者粟。’”对于“会大海气”的理解，颜师古注：“郑氏曰：‘会合海神之气，并祭之。’”
对于王充海潮“入三江之中，殆小浅狭，水激沸起，故腾为涛”之说，有学者理解为：“靠海的河流有波涛，是因为受潮汐的影响……”
王充关于“涛”“潮”之起因与“月”有关的论点，值得海洋学研究者特别重视：“涛之起也，随月盛衰，小大满损不齐同。如子胥为涛，子胥之怒，以月为节也？”王充《论衡》所谓“发海中”“入三江之中”的“涛”其实“随月盛衰”的判断，是关于海潮发生理论最早的非常明晰的观点。此说
《韩非子·有度》说：“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看来“司南”一语出现很早。《论衡·是应》写道：“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有人解释司南之杓：“司南之杓：古代一种辨别方向的仪器，原理和指南针相同，用磁铁制的小勺放在方盘上，勺柄指南。”《太平御览》卷七六二引《论衡》：“司南之勺，投之于地，其柄指南。”《太平御览》卷九四四引《论衡》：“司南之杓，投于地，其柄南指。”有学者指出，“‘投之于地’乃‘投之于池’之误。这里的‘池’，指‘流珠池’或‘澒池’，即水银或汞池”。此说可信。当时“司南”可能还没有应用于海洋航行实践，即在“浮于海者，迷于东西”的情况下定向、定位，但是这种需求必然会促进用以“辨别方向”的技术生成，在航海事业发展较为先进的地方尤其如此。王充对“司南”的
王充《论衡》有关“海”的文字，反映了汉代社会对“海”的多方面的关心。这种关心在精神信仰层面和物质追求层面，都有所表现。
《论衡》有关论辩，透露出与当时社会盛行的海洋神仙信仰的文化继承关系。如《论衡·无形》：“图仙人之形，体生毛，臂变为翼，行于云，则年增矣，千岁不死”，“海外三十五国，有毛民、羽民，羽则翼矣。”《论衡·道虚》言“儒书言：卢敖游乎北海，经乎太阴”或说“卢敖学道求仙，游乎北海”，及见“能轻举入云中者”“食合梨”，“食合?之肉”事。“合梨”“合?”，被解释为“海蚌”，应即蛤蜊。徐幹以此作为海产“宝玩”，但是当时人们食用蛤蚌，是可以确定的。宋人夏僎《夏氏尚书详解》卷六《夏书·禹贡》说：“海物，即水族之可食者，所谓蠯蠃蜃蚳之属是也。”又如元人吴澄《书纂言》卷二《夏书》：“海物，水族排蜃罗池之类。”这里所谓“海物”包括各种海洋“水族”。而“蜃”受到共同的重视。汉景帝阳陵陵园内封土东侧外藏坑K13、K14和K16发掘收获包括多种动物骨骼。有学者介绍了其中K16和K14盗洞中发现的动物骨骼，而所谓“海相的螺和蛤”的出土尤为引人注目。研究者指出，“海洋性动物螺和蛤共计4个种12个个体，是这批动物骨骼的一大显著特征。”王充就卢敖故事发表议论：“……且凡能轻举入云中者，饮食与人殊之故也。龙食与蛇异，故其举措与蛇不同。闻为道者，服金玉之精，食紫芝之英。食精身轻，故能神仙。若士者，食合?之肉，与庸民同食，无精轻之验，安能纵体而升天？闻食气者不食物，食物者不食气。若士者食物，如不食气，则不能轻举。”王充又写道：“或时卢敖学道求仙，游乎北海，离众远去，无得道之效，惭于乡里，负于论议，自知以必然之事见责于世，则作夸诞之语，云见一士。其意以为有仙，求之未得，期数未至也。淮南王刘安坐反而死，天下并闻，当时并见，儒书尚有言其得道仙去、鸡犬升天者，况卢敖一人之身，独行绝迹之地，空造幽冥之语乎？”卢敖事迹，被指为“夸诞之语”“幽冥之语”，然而也许“夸诞”“幽冥”的神秘故事中，可以透露出当时社会对于“仙”的崇拜。而仙人的神秘光辉，有海色背景。王充所谓“卢敖学道求仙，游乎北海”，使这一故事的文化背景得以明朗。他说：“食精身轻，故能神仙。若士者，食合?之肉，与庸民同食，无精轻之验，安能纵体而升天？”大概在王充生活的时代，“食食合?之肉”，已经是海滨“庸民”饮食等级。但是在汉初或者至于《淮南子》成书时代的社会观念中，这可能是具有一定神秘意味的特殊食品，借此可以获得“精轻之验”，能够进入“轻举入云中”“纵体而升天”的境界。
《论衡·乱龙》还写道：“上古之人有神荼、郁垒者，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居东海度朔山上，立桃树下，简阅百鬼。鬼无道理，妄为人祸。荼与郁垒，缚以卢索，执以食虎。”看来，当时社会信仰世界中“神仙”与“海”的关系，在《论衡》中是有多种表现的。
关于海洋资源开发的经济意义，王充亦曾予以重视。前引《论衡·别通》所谓“东海之中，可食之物，杂糅非一”及“海水精气渥盛，故其生物也众多奇异”，且与“耕夫多殖嘉谷，谓之上农”对应之外，《论衡·说日》说到“珠”这种奢侈品的生产：“海外西南有珠树焉，察之是珠，然非鱼中之珠也。”又言“珠树似珠非真珠”。又《论衡·率性》讨论“《禹贡》曰‘璆琳琅玕’者”时，说到“鱼蚌之珠”。《论衡·自纪》“珠匿鱼腹”，非“珠师”则“莫能采得”之说，也值得考察海珠生产方式时注意。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明确说：“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处近海”的空间指示意义十分明确。“珠玑”作为海产，是当时的经济地理常识。《汉书》卷六《武帝纪》说“定越地”后设南海九郡，其中有“珠崖”。关于“珠崖”，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在大海中崖岸之边。出真珠，故曰珠崖。”又引张晏曰：“在海中”，“珠崖，言珠若崖矣。”关于汉代采珠生产的较早史料，有扬雄《校猎赋》有关“流离”“珠胎”的著名文句：“方椎夜光之流离，剖明月之珠胎……”颜师古注“：珠在蛤中若怀妊然，故谓之胎也。”《汉书》卷一〇〇上《叙传上》“：……随侯之珠藏于蜯蛤虖？”也体现人们对“珠”的生成缘由以及“采珠”的技术方式都是熟悉的。“珠胎”的生动比喻，有孔融所谓“不意双胎，近出老蚌”语。
关于“珠”的生产，人们尤熟知“珠还合浦”的故事。其史实基点，即《后汉书》卷七六《循吏列传·孟尝》：“（孟尝）迁合浦太守。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阯比境，常通商贩，贸籴粮食。先时宰守并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于交阯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饿死于道。尝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踰岁，去珠复还，百姓皆反其业，商货流通，称为神明。”这是有关南海产珠之海产开发史的明确资料。《论衡》“鱼蚌之珠”与“珠匿鱼腹”说与所谓“珠胎”即“珠在蛤中若怀妊然”以及“珠藏于蜯蛤”等说法稍有误差，然而“海水精气渥盛，故其生物也众多奇异”的意见，却反映了来自海产史的真知。《三国志》卷五三《吴书》裴松之注引《吴书》：“海产明珠，所在为宝。”《艺文类聚》卷六一引晋左思《吴都赋》也说到“蜯蛤珠胎”，都反映王充生活的会稽地方，应当有“海出珠宝”的经济收益。
此外，《论衡·言毒》说到“路畏入南海，鸩鸟生于南，人饮鸩死”，可以理解为“南海”航行艰险的交通史信息。而有关“鸩”的言说，也可以看作在博物学初步兴起的文化背景下，王充海洋学知识构成在《论衡》一书中的反映。
王充海洋意识的发生和发育，自有会稽作为滨海地方之海洋文化的背景。全面认识这一背景，应当进行多视角的考察。西汉时期，北起辽东，南至会稽滨海18郡国，占《汉书·地理志》所载“迄于孝平，凡郡国一百三”的17.48％。民户则占全国总数的20.78％至20.88％，人口占全国总数的18.45％至19.33％。大致在战国、秦及西汉时期，这一地区的户口密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正是与当时这一地区经济较为发达的状况相一致的。秦王朝“使天下蜚刍輓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汉武帝时频繁发起远程运输，“千里负担馈粮”，“人徒之费”的调发，往往“东至沧海之郡”，汉宣帝曾“增海租三倍”。秦与西汉王朝对滨海地区的剥夺，体现其经济的相对稳定。陈寅恪在著名论文《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中，曾经指出，汉时有所谓“滨海地域之学说”。他认为，神仙学说之起源及其道术之传授，必然与滨海地域有关，自东汉顺帝起至北魏太武帝、刘宋文帝时代，凡天师道与政治社会有关者，如黄巾起义、孙恩作乱等，都可以“用滨海地域一贯之观念以为解释”，“凡信仰天师道者，其人家世或本身十分之九与滨海地域有关”。他指出，两晋南北朝时期，“多数之世家其安身立命之秘，遗家训子之传，实为惑世诬民之鬼道”，“溯其信仰之流传多起于滨海地域，颇疑接受外来之影响。盖二种不同民族之接触，其关于武事之方面者，则多在交通阻塞之点，即山岭险要之地。其关于文化方面者，则多在交通便利之点，即海滨湾港之地。”“海滨为不同文化接触最先之地，中外古今史中其例颇多。”王充《论衡》的文化创获，应当与这一文化条件有关。陈说“颇疑接受外来之影响”，启示我们的相关思索可以联系丝绸之路史的考察。
文章原载于《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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