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
高考结束，工作团队的小孩问我，一句话形容自己的专业会怎么说。我不假思索地答：上辈子杀了人，这辈子学中文。在场的几个学生哈哈大笑，都是工科生，他们大概并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我出生在清晨，差5分钟就是辰时。很多年以后当我接触占星，深刻地感受到分秒之差所带来的变动，别说5分钟，就是只差1分钟，两个人的命运就已大相径庭。回到我个体的命运，那就是我注定走上一条和家族任何人都不同的路。
我从小学一年级起就坚定地认为，我是为了中文而生的。我偏科，小学四年级数学考70分，小数点总也点不到相上，语文倒是一直接近满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初二，语文分的卷子我能考，期末统考全年级人，我考名，成绩上的小儿麻痹综合症。我母亲非常担心这样下去我只能上个理科二本院校，但我请她放宽心，因为我已经有了为之奋斗的人生目标：复旦大学中文系。
我母亲很是吃惊。在我之前，我们家族无人从文。我曾祖父是辽宁省某城的铁路工人，我祖父读矿业，我父亲捣鼓飞机，母亲学计算机，舅舅毕业于流体控制——而我，周岁抓阄抓住了一本字典。长辈视之为笑谈，并理所当然地以为我也会复制家族的实业之路，学工程或理科，毕业后做一名安分守己的技术人员，不是去研究所，就是进实业国企。
然而我站在了全家人的对立面，成了文科生。上世纪80年代，余华、苏童、莫言等人开启“先锋派”，以奇异的叙事结构带给读者全新的感官体验，直到大学我终于明白，原来我14岁起就成了先锋，革家族之命。这种反叛气质间接影响了我的亲表妹，她也学了文，大学时毅然报了考古学。
到了分科的时候，我彻底放弃理化生，上课看电影杂志和小说，跟其他文科生一起逃物理课，去空教室上自习。班主任看着我们一群自我放弃的文科生（也可能联想到了被拉低的班级平均分），很是心痛地说，你们几个乱臣贼子，乱我军心啊。物理只有32分的时候，我母亲终于精神崩溃，转头问父亲怎么办。父亲是个“人乱我不乱”的24K纯爷们儿，他憋在书房三天，终于大手一挥，你想学中文就尽管去学，但得去北京，接受最正统的教育。那时正好我成绩稀里糊涂地还凑合，班主任见到我父亲时鼓励道，让孩子好好学，将来有希望上北大的。
18岁，人生又一次跑偏了。考大学时我用力过猛，考多了俩字，去了北京师范大学。
承
年，光绪帝设京师大学堂。年，京师大学堂下设师范馆，乃北师大之前身。北师大坐落于北三环以南的新街口外大街，这地界有些邪乎，北面是北太平庄，西面是小西天，南面是索家坟和北太平湖，地名连起来够写一部鬼故事大全。
成群结队的乌鸦栖居于此，冬天在宿舍阳台晾件衣服，抬头一瞧，树上黑压压的，乌鸦直勾勾盯着你。到了春天，它们会离开。冬来春去，这是乌鸦和北师大的约定。文学院级毕业生林天然，入学时就开始创作歌曲，毕业那年他留下一首《再见吧，北师大》，里面唱道：我知道无法逃避这注定的分别，就像春天的乌鸦就要离开铁狮子坟的冬天。
其实，木铎才是师大的灵魂。子曰：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木铎，是古代上课时先生敲的钟。后来木铎出现在师大的校徽上，出现在每一个教室讲台上，也坐落在广场上，供来来往往的人驻足仰观。
又其实，师大并没有“中文系”，我们的专业叫汉语言文学，有的学校叫中国语言文学。年以前，是有中文系的，以后则与传播学合并成了文学院。但似乎我们对外还是习惯性称为中文系。自我介绍“我是学中文的”，别人会想：哦这是语文老师。但要说“我是学汉语言文学的”，别人会想：卧槽大师。这好比学名、别称、昵称的关系，正如北师大既是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也是积水潭师专、北京吃饭大学。
都说“百年师大，中文当先”，学中文的人在师大可以横着走。专业人数在全校学院中当属最多，女生人数也多，男女比例大约一比十。女生不仅多，质量也好。但学中文的女生和人们理解的中文女生总是有差别的。电影里描述的中文系女生，一袭白裙，脚蹬帆布鞋，捧着一本可以砸死人的古汉语词典穿过林荫小路，长发拂过白净的脸庞。
现实中的中文女生，上课听老师讲段子发出哈哈哈哈哈，边看电影边从文学理论角度吐槽，去澡堂的同时拎俩暖水壶，并在盖子上写“盗壶者挂科”。
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在师大学中文的女生张扬，自信，因为有学中文的男生宠。每年六月，毕业班的男生要到同班女生宿舍楼下唱歌。他们自带吉他、架子鼓，还有乱嗓子好嗓子，连唱带吼就是一晚上。女生们会准点儿出现在阳台，拿手机做荧光棒，很配合地左右摇摆。阳台上是一片光海，阳台下是一群年轻气盛的小伙子。
这事只有我们中文系的女生享有，只此一家。和中文女住同一楼的经管法学女有福了，她们也会按时出现在阳台，安安静静作两个小时迷妹。第二天在楼道遇到中文系的人，总要挤一挤鼻子说，好羡慕你们，总有听不完的歌。
转
我也是到了中文系，才知道所谓的中文系，和语文课本完全不是一回事。
外人眼中的中文系，约等于在图书馆看小说，躺宿舍床上看小说，一天就过去了，多么美好惬意。
中文系的四年是有过不少快乐，不是那种只能称作“小确幸”的感受，相反，它们一向坦诚直观。
听康震的课，就是听现场版《百家讲坛》。
康震讲课还是很有趣的。
跟立军老师学《古代汉语》时，清晨我会去教九小花坛诵读《论语》，时间长了能一字不落地背《学而》《为政》。毕业那年，我出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办手续时见到立军，告之，他有些高兴地叫了我的名字，说记得给老师寄一本。后来寄给他了，却忘了确认收到没有。
上戏剧课的时候，期中作业是考察北京剧院的形式和话剧特点。我和D去朝阳的小剧场看剧、采访，那时人们不用百度地图，每次出了地铁站还要七扭八扭走很长一段路。因为这门课，我爱上了《恋爱的犀牛》，能背马路的那段“黄昏是我一天视力最弱的时候，放眼望去满街都是美女……你就站在楼梯的拐脚，带着某种清香的味道，有点湿乎乎的，奇怪的气息。擦身而过的时候，才知道你在哭”。
教《西方文论精读》的太胜君操着一口软糯的浙江口音，第一节课他笑称这是鲁迅同款的普通话。留着中分的中长发，清癯的脸上颧骨可见。翻讲义的时候头发会垂下来，他习惯性地用手把头发挽到耳朵后，动作很是好看。往上数几年，师兄在结课之时，为他朗诵“船长，我的船长”，一时成为传奇。
清华君，人称“华仔”，留着性感大胡子，第一节课用了分钟讲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给十八九岁的小伙小姑娘蒙上一层“其实你只是想睡你老妈”的阴影，久久挥之不去。他用三周时间讲《许三观卖血记》，讲到不可描述的部分，念一半念不下去，嘿嘿笑着说，你们自己看吧我就不念了。讲到食指的《相信未来》，他请大家用方言朗读。我上台用蹩脚的西安话读了一遍，其他同学也跃跃欲试，一时间，温州话、青岛话、河北话、长沙话此起彼伏，那是大一的夏天，我终于稍稍触摸到文学的样子。
更多的日子里，读原典读到扎心，背文学理论背到想切腹自尽。
语言学概论，讲义参照欧美那套理论，ppt都是英文。作业是听音分辨国际音标，识别团音尖音，还要知道音位互补和对立的表现。期末考断句：张三被李四把他给打死了。考完下来，全班卒。
向远君留日八年，又是山东人，讲话像刚出水的大白萝卜，干脆利落。一次5小时的东方文学史＋精读，他能从头说到尾，不带翻书的。期末考得很细：印度教经典著作《罗摩衍那》中，主人公________在神猴_______的帮助下，与_______大战并解救了妻子______。多页的书，犄角旮旯的知识点足以逼疯每一个文院人，考试那几天，人们口口相传：原来中文系是“平时养老院，期末疯人院”。
到现在我仍记得，印度神话里的火神叫阿耆尼，风神叫伐由。
联芬姐姐，传说中的“文学院四大名捕”之一，大三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精读课，用了一个学期读张爱玲，一个学期读鲁迅，一气呵成又意犹未尽。尤其是第二学期，每人每周要读指定reading，到课上围成一圈讨论，为“鲁迅到底有没有这么想”吵得面红耳赤，最后还是联芬姐姐笑着把大家劝开。
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吕老师，江湖人称“黎叔”。作为大二的杀手锏课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是必修课又是两周一篇读书笔记的份量，从马克思到阿多诺、本雅明、葛兰西那几个老头，晦涩艰深的理论对大二学生来说够啃一阵子了。
第一次读书笔记要求看马克思《共产党宣言》，我引用哈耶尔《通向奴役之路》分析专制和党制之差，得了90分，被当成典型放在线上平台。那时班上平均分只有70分。很多人惶惶不可终日，期末也偷偷给了黎叔差评，导致大三上学期，他的选修课鲜有人选。但兴许是巧合，我一直很喜欢黎叔，他的严格和不留情面逼着我专注地钻研了一阵，后来我在香港读研，期间给本科生上tutorial时讲到的很多文学理论，都是从这门课中学到的。
他是武汉人，独爱吃陕西的裤带面，那时我们偶尔约着去学校东门外一家陕西饭馆，要大碗裤带面和热面汤，请我和另外几个学生吃。毕业后我和黎叔也一直保持不咸不淡的联系，逢年过节问声好，遇到难题就请教。曾经犹豫要不要读博，问他意见，答复却只是四个字：尽管去读。又问读完了嫁不出去怎么办，回答依旧干脆：嫁不出去的女生在哪都嫁不出去。
但我后来确实没读博，与嫁得出去与否无关，倒是身不由己的原因了。他有些惋惜，倒也没有多劝。
因为写这篇文章的缘故，我向很多人求证了很多事。和云聊的时候，我说我很感激在师大遇到的老师，她不解。一时说不上来原由。后来想了很久，大约是在中文系的这些年，给我腾出一段很完整的时间和空间探索世界，又让我找到了最恰如其分的自处方式：阅读。工作之后方才明白大一时就有人告诉我的，你做的很多事都是给别人做的，唯有读过的书是自己的。我在书中触及到的无数个世界，它们反过来也在触摸我，我慢慢接受人的本性无关好与坏，中文系教会我的是做生活的旁观者，去面对一切善恶是非，也做自己的旁观者，承认人性的贪嗔痴。
中文系成全了我，没有来这，我不知道我会成为什么样子。
合
我写过香港，也写过台湾，但很少写北京。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写写北京。
香港是情人，和有情人做快乐事，不问是劫是缘。台湾是旧相识，纵使人生不相见，总是念着对方的好。
而北京好像前任。快乐是真的，会告别也是真的。有一年春天，我在新图书馆上自习，身边的人突然惊惶起来，抬头一看，西北风裹着漫天黄沙毫无秩序地撞着玻璃。父亲坚信，人到了皇城根儿是去接天气，但在我印象中从没有产生过留在北京的念头。
但又因着师大的缘故，与北京总有着若隐若现的联系。上京出差或办事，总要找个借口去一趟师大，在校园里转一圈，看看原来的宿舍，像看望一个老朋友。东门外的稻香村还是很火爆，超市旁边的奶茶店已经拆了，我曾在大二的夏天，每天过来买一杯双皮奶。教九小花园的两侧光秃秃的空地也种上了树，原来那有一块纪念碑，为纪念钱锺书和杨绛的爱女、师大英文系教授钱瑗而建。
李亚伟写过一首《中文系》，这是八十年代“第三代人”兴起时，“莽汉派”诗人的代表作。到现在我记得里面的几句是——
“现在中文系在梦中流过，缓缓地像亚伟撒在干土上的小便，它的波涛随毕业时的被盖卷一叠叠地远去啦”
每每小朋友前来问我，怎样在专业之间做选择，我都心感愧疚。因为我的选择，或许并非选择，那是一种近乎本能的靠近。有一年读到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人最幸福的事莫过于在年富力强之时发现自己的使命”，暖流汩汩而过。我更愿意用原文中的calling称之，而中文系就是我的calling.
回到毕业那年的六月。男生们来到楼下，再次唱起了那首《再见吧，北师大》：就算没有了翅膀，我也会用尽全力飞向远方。再见吧，北师大。
散场的时候乱作一团，有人趁乱表白，有人把酒瓶狠狠砸在地上，有人蹲下来哭，有人已经断片儿，要室友抬着回去。隐约记得有人在我耳边说，其实我觉得你是个特别好的女孩儿。但那个人长什么样子，我是真的想不起来了。
我们赶在澡堂关门之前，洗了最狼狈的澡，水小得可怜，洗发水根本不起泡，最后湿哒哒地粘在头发上，像北京的夏天一样黏腻。“北师大浴室”，四年来谁都没搞明白它的断句，就和二十岁的心事一样，永远成了谜。
大学时对我无形之中影响最大的文本，其实是希腊神话，对它的解读从大一夏天开始，几乎贯穿了我的全部中文时代，又把我和占星联系到一起，犹如神话对人类起源的定性，这无异于一个隐喻——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奥德赛，终其一生寻找归途。
-The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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